若讓公辦教育創收營利以發展教育，其代價是極大地妨礙了教育公平，異化了學校的教育價值和功能
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有許多令人看不懂的亂象，中小學的“擇校熱”就是其一。高昂的擇校費、熾烈的擇校大戰已經成為教育的常規，每到招生季節，家長便如熱鍋上的螞蟻，懷揣重金四處鉆營，只怕有錢送不出去，而且看上去完全是心甘情愿的。
最近，廣東省的“兩會”上，終于有代表向“擇校費”宣戰了。人們意識到這是一個說不清、道不白的收費“黑洞”。據估算，廣州市14所示范性高中2006年共招收擇校生1000多人，擇校費標準為4萬元/人，則年收擇校費4000多萬元。但是，并非名校才有擇校生。按廣東兩會代表的計算，以所有高中最低擇校生15%的比例，擇校費平均為2萬元/人，廣州市年招收9000名擇校生，則每年是1.8億元。但是，又并非只有高中才有擇校生，據《深圳晚報》報道，許多質量較好的初中、小學和幼兒園都在收取一次性交付的高額“捐資助學費”，比例一般控制為10%～30%，繳費標準大致為省級小學4萬元、市級3萬元，區級2萬元，那么每年收繳的數額會是多少個億呢？
中小學亂收費一直是投訴最多、有關部門連年查處的大事；但高中收取擇校費是符合規定的，對其的檢查主要是“規范收費行為”；義務教育階段公辦中小學教育本來是完全的公益事業，無任何收取擇校費的理由。但是，人家收取的是家長自愿送給學校的“捐資助學費”，因此就既不違法也不違規了。
人們首先質疑的是，這樣一筆巨額款項幾乎是沒有監管的，沒有公示，沒有審計，對其使用的辦法各地不一，基本的做法是返還學校40%～50%，其余用于改造薄弱學校。但是，為什么這么多年下來薄弱學校依然沒有得到有效的改造？還有些地方將一定比例的擇校費上繳地方財政，公然違反義務教育和公辦教育的公益性，將公辦教育視為財政創收的財源，豈不是赤裸裸的違法行為？
利用緊缺的入學機會設租、尋租，用金錢交換學額，將公辦教育變為營利性的活動，是“教育產業化”的基本邏輯。值得認識的是它如何從一種偷偷摸摸的、小規模的私下行為逐漸合法化，變成一種正式制度的。它有兩個政策源頭，一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公辦中小學“轉制”的改革，于是出現了“名校辦民校”之風，大批質量較好的公辦學校搖身一變成為高收費的“假民辦”；二是2000年國家確立高中擇校生收費制度，用“三限”(限分數、限人數、限錢數)的政策加以規范，從而將高中階段擇校收費合法化。
這一政策打破了以學習能力為評價的分數面前的平等，使得用金錢交換學額的“錢學交易”成為正式制度，從而極大地激化了擇校熱。不僅重點學校、轉制學校，許多普通學校也設置了各種“尋租”的條件和門檻，教育高收費、亂收費的風氣由是大開。
必須認識，“教育產業化”的背景和前提，是政府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各地實行公辦學校轉制的初衷，也都是由于教育經費短缺，無力滿足擴大初中、高中教育和改善薄弱學校的需求。然而，讓公辦教育創收營利以發展教育，其代價是極大地妨礙了教育公平，異化了學校的教育價值和功能。因此，從2006年初，國家發改委和教育部已經叫停義務教育階段的“轉制學校”制度，加以清理和整頓。
對取消高中擇校費制度，已有充分的法理依據和民意基礎；卻呈騎虎難下之勢。關鍵是已經形成了對這一制度的“路徑依賴”。巨額的教育負債，那么多糜費上億元建造的豪華校園，都靠收取擇校費償還；這一制度一旦取消，將導致資金鏈中斷，不僅那些高成本的豪華學校難以為繼，各地的巨額教育借貸也將成為壞賬爛賬。這一事實彰顯了“教育產業化”政策內在的“惡意程序”：教育責任轉嫁給老百姓，用學生家長的錢擴大學校差距，營造奢華、浪費的教育，刺激擇校熱；最后，用高額負債“綁架”政府不得不維持這一不可持續的政策。
破解這一局面的根本之道，當然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務的職責，足額提供義務教育經費，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減緩并逐漸消除擇校熱。至少在廣州、深圳、上海、北京這樣的經濟發達的大城市，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