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當我們談到“性”這個字眼時，估計所有人都會帶著驚訝的表情，用異樣的眼光看著你。
但10年后，當性革命襲來時，當“遮羞布”被扯下時，中國人心中壓抑已久的激情便如洪水猛獸般迸發開來，“一夜情”、“包二奶”……這些以前提都不敢提的字眼似乎成了社會的高頻詞。
最近一組調查顯示，上海市的婚前性行為比率為69.34%；在北京婦產醫院做中期引產手術的女性半數未婚，其中20歲以下的女孩占14%。同時，26.7%的男人一生擁有10個以上的性伴侶。
性問題上的這些變化，是倒退還是進步？中國的性現狀到底怎樣？未來的性將何去何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著名性學家李銀河和中國性學會常務副秘書長薛福林在接受《生命時報》記者專訪時，對“性開放”做了一番解讀。
中國的性革命僅相當于美國五六十年代
《生命時報》：從目前情況來看，中國的性現狀到底處于哪個階段？我們現在開始性革命了嗎？
李銀河：中國的性革命是從30年前開始的。目前我們還處于起步階段，只相當于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水平。現在人們更多強調的，除了性愉悅外，還有性權利，這是不小的進步。
《生命時報》：與美國相比，我們究竟落后在哪些方面？
李銀河：主要還是法律。目前我國相關的法律很少，也不夠科學。近十幾年以來，我調查的一些數據說明，中國性革命還是取得了一定成果，性觀念也日益開放。比如1989年，北京的婚前性行為只有15%，而最新的統計數據表明，已經上升到了60%—70%；再比如，以木子美為代表的“一夜情”，在20年前是要判刑的，但現在就不會。
薛福林：我認為中國人和美國人的差異不在“開放”與否，而在于文化。比如中國人見面打招呼是握手，美國人見面打招呼是擁抱，你說這是因為他們性觀念更開放嗎？其實這是文化特色決定的。我看過外國的紅燈區、性用品商店，沒有大家想象的那樣人如潮水。中國人的性觀念的確有些落后，但在某些沿海地區，性行為可是“開放”得很。
婚外性、婚外情是必然產物
《生命時報》：隨著性觀念的日益開放，對于派生出來的諸如婚外性、婚外情等一系列問題，您二位怎么看？
李銀河：我把性行為分成三類：一類是有罪的，比如強奸；一類是有錯的，比如婚外性；還有一類是無罪無錯的。我認為，婚外性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但法律不能干涉。而且，對于一些婚姻來說，婚外性的確是一種補足。比方說，一個丈夫60多歲，喪失性能力了；而他的妻子只有40多歲，這時就需要用婚外性來補足。還有大量的夫妻家庭地位不平等，丈夫總欺負妻子，這時，第三者就有其一定的功能了。
薛福林：對于婚外性關系，我的觀點是“發乎于情，止乎于禮”。我們在婚姻中遇到不順心的事情，于是對其他異性產生了感情，甚至性沖動，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是人的一種本性。但這種沖動最好不要化為行動，因為人畢竟和一般動物不同，我們的行動要受到法律、道德、文化的約束。
《生命時報》：李教授，您認為婚外性為什么不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
李銀河：婚外性行為是人的權利，法律沒有理由干涉。在一些西方國家，40%的人有婚外性，法律怎么制裁？
但因為它是在有婚約的前提下出現的，而在婚約中，兩個人許諾要彼此忠誠，如果一方背叛，肯定是不應該的。所以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
《生命時報》：那么，薛教授是否同意李銀河教授所說的，婚外性關系不受法律追究，但要接受道德譴責呢？
薛福林：婚外性關系，我們可以稱之為“法外情”，它首先得不到法律的保護。說它“不應受法律追究”或“人有進行婚外性行為的權利”，我認為這種說法值得懷疑。你可以認為你有權利，但沒有哪個法律授予你這個權利。因為一夫一妻制下的婚姻和性關系都具有排他性。如果你的“一夜情”傷害了你的家庭，那你的行為合乎哪個法律權利呢？如果你真想和其他人發生性關系，先解除你現在的婚姻關系再說。
當性與婚姻摻雜在一起的時候，它就不是一個性行為那么簡單的東西，要牽扯到很多事情——夫妻感情、家庭、金錢、臉面、其他人的權益，不是憑自己認為有“權利”就可以隨便來的。
至于道德譴責，這個太理論化了。有些婚外性關系，家里人根本不知道，誰來譴責？讓社會大眾和媒體來譴責？中國人說得好：家丑不可外揚，誰愿意把這事搞得人盡皆知？至于說自我譴責，那些真正有責任心、不小心出軌的，的確可以做到，甚至后悔一輩子。可是這樣的人現在有多少呢？加強教育未必能做到人人都有責任心。
《生命時報》：李教授，您提到，60%—70%的人都發生過婚前性行為，其中也包括一些在校大學生。對于在校大學生性行為，學校該持什么態度？
李銀河：大學生年滿18歲了，他們有自己選擇的權利，學校可以以性教育、規勸為主。如告訴他們這樣會影響學業、會懷孕，告訴他們如何預防性病。不久前，四川一所學校開除了兩個發生性行為的學生，這樣就很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