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時報》：前段時間，哈爾濱相關部門指導性工作者用安全套，這是不是對賣淫的默認？
李銀河：不算默認，只能說是防止艾滋病的一個很尷尬的手段。因為我們目前的法律是不利于控制艾滋病的，所以只能用這種方法。其實賣淫這個事已經是不可逆的了，怎么掃也掃不完，甚至有些地方已經是利益驅動了。
薛福林：恩格斯說過，賣淫、通奸是對一夫一妻制的必要補充。這話我認為很有道理。在一夫一妻制度下，婚姻的基礎應該是愛情，但現實中，很多婚姻不是出于愛情，有些原來有愛情后來沒有了。但出于我前面提到的種種理由，沒有愛情基礎，很多婚姻還要維持下去，那有了性需求怎么辦？只得各自去外面解決問題。還有些特殊人群問題，如遠離家鄉的民工。但要說到該不該合法，那又是另一個復雜的問題了。
《生命時報》：對于性工作者，您認為該用什么方法進行管制呢？
李銀河：去年有個女人大代表提出過建立“紅燈區”的提案，沒被通過。在我看來，“拉”比“打”好。把她拽出來游街示眾，用嚇唬的方式解決不是好辦法。而如果可以對她們進行一些技術培訓，讓她們有機會找到其他工作，肯定比單純打擊要好得多。
性教育還是重頭
《生命時報》：那么，中國人現在性觀念的整個趨勢是什么樣的？
李銀河：應該說正在走出中世紀的陰影，人們的性觀念比以前開放多了，起碼不再認為性是件很齷齪的事。當然，一些不科學的法律也是有名無實，不再認真執行了(在西方叫blue law)，這些慢慢也就消亡了。
《生命時報》：您不止一次地提到法律和道德兩個層面的內容，在您看來，什么樣的法律適用于性領域呢？
李銀河：壓抑越小越好。法國著名哲學家福柯說過，沒有一個權力愿意放開性資源。那我們只能希望它對性的管理盡可能少些。要管理，但絕對不能太壓抑。
《生命時報》：既然我們的性發展落后于美國，那他們有什么經驗值得借鑒，又有什么地方需要規避呢？一些落后的性觀念通過呼吁能改變嗎？
李銀河：中國的性革命生不逢時，人們帶著性解放初期的沖動，剛邁開步子，偏偏出現了艾滋病，讓我們不得不提高警惕。但中國未來的發展會比美國容易得多。西方國家的傳統觀念是“以性為罪”的，而我國只是“以性為恥”。
如果說經驗的話，應該還是性教育。我國的性教育太落后了，對于性安全知之甚少。在北歐一些國家，95%—99%的人都發生婚前性行為，可他們就能做到讓100%的少女避免懷孕。相比之下，中國差得太遠了。
薛福林：想用呼吁改善人們的性觀念實在很難。因為觀念的改變需要條件和時間，工作也應該是潛移默化，而不是在強力的宣傳下促成的。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還不發達，你根本不可能讓百姓的觀念超越經濟基礎。目前我們還是應該把重點放在性教育上，尤其是在校大學生的性教育。
聲音
人生追求體驗，本不是錯誤；但是，如果某種體驗侵犯他人的利益，則不該去“體驗”。
——安徽讀者夏先生
我就是因為前夫在外面有“第三者”，才和他離婚的。我覺得這種事情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有些人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總是說婚外情、婚外性沒什么大不了，實際上，只有事情真正被自己碰上了，才知道那滋味。
——上海讀者楊女士
我覺得性開放挺好的，應該是一種進步的標志吧。我周圍的朋友差不多都發生過婚前性行為。不是有人說，這年頭，處女得去幼兒園找了嘛。
——海南讀者唐小姐
不要把性解放當成可以放縱自己的理由，那樣的話你就是這個世界上最悲哀的人了。
——山東讀者馬先生
可能因為我年紀大了，現在的年輕人做的很多事情我都不理解，什么婚外性、婚外情、同性戀……有時候挺懷念我們那個年代的，人們的婚姻和愛情都很單純。
——河北讀者胡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