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指出：“為了爭取在本世紀末把我國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國務院已經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自此，各級政府在計生工作中厲行“一胎化”。
“那時候的主導思想就是一胎化，我們的弦繃得很緊。”時任翼城縣某鄉鎮一把手的馮才山回憶道：“干部家屬要帶頭做絕育手術，也有覺悟不高不愿意做的，分管計劃生育的副縣長就親自去看望，那時候是理解的要爭取，不理解的也要爭取。”為此，馮才山他們沒有少得罪人，“我們都把這當作一項光榮的政治任務去完成。”
“催糧催款，刮宮引產，別的什么都不管。”馮才山苦笑著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回憶當年鄉鎮基層干部的工作。
為了計劃生育這個“天大的難事”，各級政府不惜動用各種力量，“只要超生就罰款，強制命令，罰多罰少都沒準兒，家里有什么就抬什么，如果和工作人員發生沖突，公安局就抓人。”時任翼城縣計生辦主任的安斗生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年的工作“盛況”：“縣里、區里干部都下去，大家非常重視。”
這期間，1980年10月，常茂忠的大女兒出生，取名“常偉”，常茂忠想著，要再生一個兒子，多一個男勞動力幫忙干重活。因為窮，常茂忠夫婦借住在別人的一間半土房子里，他和妻子鉚足了勁兒養家糊口并夢想著蓋房子生兒子。那時，他們還無法想象，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將怎么熬過貧窮，怎么養老——兒女雙全是人們普遍的生育愿望。
顯然，常茂忠他們不可能接受“一胎化”生育政策，“基本都生二胎，還有一部分是多胎，要占到百分之二三十，翼城的這種情況在當時算是比較好的了。”安斗生說。
資料顯示，1981～1982年全國總和生育率回升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間隔縮短為2.2年，出生率回升為20.91‰和22.61‰， 其中農村總和生育率回升到2.93和3.20.
所謂總和生育率，是平均每對夫婦終生生育的孩子數量，用來衡量一個國家某一時期生育水平高低。一般認為，每對夫婦平均生育2.1個孩子時，該國的人口總量相對穩定，人口學上稱之為達到“世代更替水平”。
上述數據顯示，20世紀80年代初，在各級計生系統嚴密控制下，中國的人口增速依然很快。這也意味著，那時大多數的農民家庭都因為生育了二胎而受罰，沒能真正嘗到農村經濟復蘇的甜頭。
中央也曾試圖化解“一胎化”在農村帶來的突出矛盾。1981年9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第122次會議認為，農村實行各種形式的聯產計酬生產責任制后，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面臨著一些新的情況，要放寬農村計劃生育政策，有兩個方案可供選擇：第一，提倡每對夫婦只生一胎，允許生兩胎，杜絕三胎；第二，一般提倡每對夫婦只生一胎，有實際困難的，可以批準生兩胎。
梁中堂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由于計劃生育部門和大多數省市黨委、政府的反對和堅持，中央放棄了“提倡每對夫婦只生一胎，允許生兩胎，杜絕三胎”的方案。1982年中央11號文件規定，“國家干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者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二胎的，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地安排。不論哪一種情況都不能生三胎。對于少數民族，也要提倡計劃生育，在要求上，可適當放寬。”
許多地方在此后很長時期內，拒絕第一胎生育女孩的農民再生育第二胎，把生育二胎的數量限制在一個很小的比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