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規范漢字表》即將出爐”的消息引起社會的極大關注。羊城晚報記者第一時間獨家采訪了參與編制該字表的相關官員及核心專家，他們明確指出，此次《規范漢字表》不會恢復繁體字。
專家還表示，該字表一經公布，我國新生兒的取名用字必須從中選取，亂取名、取怪名的現象將得到遏制。
國家語委副主任李宇明證實了《規范漢字表》即將出臺的消息。他告訴記者，這個字表是在1988年的《現代漢語常用字表》和《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等過去已有規范的基礎上整合修訂而成的，計有8000余字。目前已經完成了專家學術研究的工作，正在走行政審批程序，如無特殊情況，今年內大致能夠面世。
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寧是這次《規范漢字表》后期研制工作的專家組組長。她介紹說，《規范漢字表》的編制工作前后歷時八年，很多專家參與，先后召開大型學術會、專題研討會、征求意見會、鑒定會、審議會80余次，修改70余稿，是非常慎重的。
王寧指出，《規范漢字表》是對過去已有規范的整合與修訂，包括：重新復查、確定了字級、字量、字形，對姓氏、地名、科技等領域的字作出補充，對簡化類推作出嚴格限制，正體字與異體字的關系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調整，等等。
王寧同時強調，文字是一種社會性很強的符號系統，一定要顧及普及層面上特別是基礎教育層面上用字的習慣，維護文字的穩定性，避免“靈機一動”隨便改動帶來新矛盾。此次修訂工作經過全盤考慮，慎重從事，是不恢復繁體字的。
兩千姓氏用字屬生造亂編
姓名用字則有4000個錯字別字，以后取名將被規范
《規范漢字表》對百姓生活有何影響？
李宇明表示，《規范漢字表》出臺后，中小學教材常用字范圍等方面可能面臨變化，今后會有專門的相應通知下發。
王寧則特別談到，新生兒取名更要強調用字規范。她表示，人名用字也是社會用字的一部分，必須要符合漢字使用的規范，這樣才是真正的保障姓名權。
王寧說，中國人的重名現象絕不是因為能夠用來取名的字太少，許多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好名字都是從古典詩詞、典籍中化用而來，但即使是這些古籍，用字量也非常有限———過去的童蒙識字課本，不重復的字也才2320個；十三經(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經典，包括《詩經》、《周易》、《論語》、《爾雅》、《孟子》等)不重復的字不到6000個；《全宋詩》收錄了18401首詩，才用了4520個漢字。而今天的規范漢字達到8000多個，可以有無數種組合，還不夠起名嗎？
但據公安部門透露，在此次換領二代身份證的過程中，使用目前通行的收字7.6萬個的漢字國際編碼，全國人口的姓名用字中竟還有大概8000個字找不到！而據專家研究，這約8000個字中，至少有一半是錯字、別字。
此外，目前我國公民的姓氏用字大概有7600余字，但其中竟有2000個字所代表的姓只有一個人在使用！也就是說，這些姓幾乎都是生造或胡亂編出來，而并非歷史傳承的。這些現象都表明，規范姓名用字是多么迫在眉睫。
王寧表示，用一個多數人不認識、基本沒人用的生僻字起名，既不利于社會又不利于自己，這又何苦？
簡化字不會割斷傳統文化
恢復繁體字代價太大，專家建議全社會識繁用簡
對于目前頗受大眾關注的漢字“繁簡之爭”，《規范漢字表》后期研制專家小組成員、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原副所長董琨研究員指出，縱觀漢字演變歷史，簡化是主要傾向。
董琨說，現在一些人提倡恢復繁體字，除少數也許不無炒作之嫌外，多數人愿望可嘉，但他們基本都不是專業人士，這種主張難免有些外行。
董琨表示，簡化字早已有之，在元明清的小說等讀本中都出現過很多簡化的俗體字，民國政府1935年也公布過一個收字324個的簡體字表，只是后來沒有正式推行。從文字學研究角度，簡化字的出現是符合文字演進規律的，我們不能將簡化字的使用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相對立。社會文化生活對漢字發展提出了簡化要求，這并不至于割斷傳統文化。況且，當今在書法藝術、學術研究等專門領域還是允許使用繁體字，決沒有加以廢除之舉。
王寧表示，漢字簡化對普及教育、發展文化極為有利，恢復繁體字對文化教育發展付出的代價太大，進一步實現漢字的規范化、標準化才是當務之急。
她同時也認為，漢字簡化過程中確實還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有的字已經過簡了。譬如‘干’的同音替代，‘干犯’、‘干凈’、‘干部’、‘樹干’用字合并，全由‘干’一個字來承擔，是不方便；有些‘符號替代’也不是設計得很優化，像‘鄧’從‘又’，‘燈’從‘丁’，‘澄’仍從‘登’，原來一個聲符，分成了三個聲符，問題反而復雜了……這些都還需要改進。”
王寧稱，海峽兩岸簡化字與繁體字并存并不會影響交流。“不要說用慣繁體字的人認簡化字沒有困難，就是用慣簡化字的中等文化程度的人，看港臺劇繁體字幕、讀港臺歌曲繁體字歌詞，都是沒有太大問題的。在專業領域，繁體字的認和寫更不會有問題，文言文印刷、書法都允許用繁體字，繁體字實際上也會隨著典籍的普及而普及。何況，兩岸的簡繁差異，完全可以通過國際編碼、計算機簡繁字自動轉換等方式幫助溝通。”
董琨則贊同在全社會層面考慮實行“識繁用簡”，具體措施可以再探討，比如學生的課本使用簡體字印刷，但在課本后邊附上“繁簡字體對照表”之類，讓學生對兩種形體系統都能有所了解和掌握。